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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毕堡,一个建筑带动一个城市的复兴

作者:创行合一  来源:北京创行合一规划设计院  日期:2013/11/7 

  1997年10月3日,纽约所罗门·古根汉姆艺术博物馆在曾一度衰落的位于西班牙北部海岸的后工业城市毕堡正式开放了其分馆,这座建筑由来自美国加州的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O. Gehry)主持设计。在之后的一年里,这座巨型的有着钛金属外皮的建筑物吸引了约一百三十万的游客,超过整个城市的人口,使毕堡在世界文化建筑地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座博物馆因此成为了毕堡市复兴的象征,并改变了过去残破的后工业城市的形象。

 

(一)背景资料

 

  毕堡位于西班牙北部大西洋海岸,是巴斯克邦(Basque)比斯开(Biscay)地区首府。城市坐落在山谷地带和纳文河(Nervion River)的河口。

 

  毕堡在19世纪发展成为以矿产和钢铁为主导的工业中心,在纳文河畔留下了铁路与航运的痕迹。由于财富的积累,其在地理和政治上不断壮大,基于对英格兰的铁矿出口,在历史上毕堡曾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达到了其巅峰,成为西班牙北部重要的钢铁与船业运输城市。这期间由内战导致的大量移民的流入,在为城市创造劳动力的同时,也创造了混合多元的文化氛围。直到1975年,伴随着制造业的危机,城市进入了衰落时期。毕堡遭遇了高失业率,环境趋于恶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城市的主管机构开始试图调整经济结构,从重工业转向服务、电讯业,把旅游规划产业的发展作为创造工作机会的重要源泉,并非常重视对未来商务中心的形象塑造,认为这样可以激励当地企业的信心。90年代初,毕堡遭到了制造业倒闭和ETA(试图分裂巴斯克邦的恐怖组织)恐怖主义活动的打击,导致了大量游客和投资者的离去,港口地带失去了昔日的影响力,整个城市的命运也到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90年代初,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复兴计划开始启动,目的是把毕堡转型成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具有文化吸引力的后工业城市。紧随巴塞罗那,毕堡以建筑作为手段去定义和开放其文化。巴塞罗那把重心更放在举办奥运会上,而建筑则成为毕堡复兴的关键。最终,由巴斯克邦政府与私人合作组织“BilbaoMetropoli-30”的策划被采用,它吸取了巴塞罗那的经验,这一策划包罗一系列措施,如交通系统的现代化,加强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改善城市环境等。这一策划的中心环节是15亿美元的城市建筑再开发项目,其中的主要建筑都有世界著名建筑师的参与,如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所设计的新地铁系统,西班牙著名结构建筑师圣地亚哥(Santiago)设计的机场和跨纳文河的人行桥,迈克·威尔弗德与詹姆斯·斯特林合伙人事务所(Michael Wilford and JaMesStirlingPartner)设计的交通中转站,还有西萨.佩里(Cesar Pelli)设计的沿纳文河的商务区,在商务区的两端是两座标志性建筑,其中的一座就是后来的“古根汉姆毕堡”。基于毕堡所在的区域,它邻近法国,其次是意大利和德国,处在欧洲的十字路口,巴斯克邦政府成员认为,从地区性角度来看,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当代艺术中心将会带给他们新的文化威望,从而带来稳定的游客。

 

  1991年2月,巴斯克邦政府的代表就曾与纽约所罗门·古根汉姆艺术博物馆的主管林斯(Krens)接触过。那时他正参加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古根汉姆艺术博物馆馆藏展览的开幕式。从1980年代后期,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林斯已启动了颇具野心的博物馆扩张计划,并开始探查新的地点以建造一座新的分馆,其建筑应能够超越由莱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纽约主馆。在随后两个月的不断的邀请下,林斯最终同意去毕堡访问。经过深入的商讨,双方迅速达成协议,立刻启动并行的两个步骤:一个是可行性研究,另一个是建筑师的挑选,其主要条件是这位建筑师一定要满足林斯建“世界级”建筑的约定。总之,与巴斯克邦政府的一贯的具有地方文化保护的政策相对照的是,他们惊人的成为了第一个“古根汉姆毕堡”建立的鼓动者。

 

  1991年6月,只有三位建筑师被邀请参加了竞标,他们是Frank O.Gehry,Coop Himmelblau和Arata Isozaki,Gehry最终胜出。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去实现盖里的建筑表达,当然同时也意味着挑战。盖里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劝导业主放弃初始的基地,而启用沿纳文河靠近城市中心的废弃的工业用地。从1993年10月起,经过了被盖里称为“不可思议的过程”的四年的建设,一个花费了一亿美元的建筑杰作在1997年10月最终诞生了。有两个问题会被参观过这一建筑的建筑师自问:“我何时能有机会设计像这样的建筑?我何时能碰到这样的业主?”建筑师阿尔·西扎(Alvaro Siza)的回答是:“也许你只能在西班牙有这样的机会,西班牙人有愿望和激情,他们渴望新事物。”

 

(二)创造性的衔接:“古根汉姆毕堡”之建筑

 

  (1)建筑与城市

 

  “古根汉姆毕堡”被设置在纳文河岸的一不规则形状的地块上,并有一车行桥穿越,基地紧靠有着19世纪街道网格的城市商务区,占据着非常显要的位置。建筑总共有24,290M2,由展览空间、公共设施(如350座的视听室、餐厅),还有库存空间构成。并且在建筑外部面向河流方向设置了称作“水园”的水景将基地与纳文河及步行道整合起来。而建筑内部相互连接的各组成部分则被统一在一个屋顶下。整座建筑有着扭曲的钛金属外皮,如同盛开的金属花朵。尽管这座建筑从外观、形体上与周边环境对比强烈,但对城市环境的考虑并没有被盖里忽略:首先是车行桥,他通过在建筑东端竖起的高塔将桥体与穿越其下的蛇形展厅衔接起来;其次他在建筑的底部使用与相邻建筑一样的石材;最重要的是,如果从整个城市的角度去看,建筑所具有的鲜明特征无疑给城市景观以明确的指向性。当从周边环绕的山丘上去俯视,“古根汉姆毕堡”就如一银色的“磁石”将灰色的城市统率起来,它主导城市但不“压倒”城市。

 

  (2)建筑外皮

 

  无论远眺还是近观,钛金属的外皮无疑是“古根汉姆毕堡”最为显著的特征。从一条19世纪形成的街道望去,这座建筑如同幻影一般。走近建筑,下沉的步道引导游客进入到位于建筑中庭底部的主入口,这时能更清楚的看到如鱼鳞般的富有光线折射的外皮。在选择这一外皮材料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偶然的因素。最开始,盖里计划采用曾经使用过的具有暗淡光泽的铅铜合金,但遭到了巴斯克邦政府方的拒绝,理由是认为其带有铅毒,不环保。而不锈钢材料,也因其光色过冷而被放弃。经过两年的测试,最终选定了钛金属,一种耐用并可在雨后仍具有光泽的材料。但因其价格的昂贵,在选择时也遭到过质疑,但运气的是,当时由于市场的波动,其价格有所降低,并且发现,由于其高强度,厚度仅有不锈钢的一半,也将会进一步降低费用。

 

(三)建筑推销城市

 

  “文化仓库代替了原来的货物仓库。现在不是货物从码头卸下,而是游客搭乘火车、轮船、飞机来到这里,这是因为这座城市在世界文化地图上有了一席之地。”上面一段文字是一篇文章对毕堡变迁的描述。毋庸置疑,人们会不加思考的将这一变迁与“古根汉姆毕堡”联系在一块。如果建筑在这里被城市的管理者当作由盖里包装的商品出售,那么也可以说建筑同时被反过来用于推销城市。这是一种相互叠加价值,即把物质性的更新或者说制造新建筑作为一种艺术性的事件与其他发生在其中的临时性的或长期的文化活动一起产生共振,以期对城市产生长久影响。甚至借助古根汉姆在美国的形象将毕堡城市的形象推介到北美,乃至全世界。同时通过不同媒体对盖里的“杰作”影像的传播,使这一博物馆对于游客产生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时尚性的吸引力。总之,由于“古根汉姆毕堡”对于游客的吸引,在塑造城市形象和经济收益方面对城市的复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实际上毕堡的复兴决不仅仅是一个独创的建筑设计的结果,还有其它许多主导性的因素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政治愿望,不同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合作,还有巴斯克邦特有的文化积淀和民众的支持,但谁又会小视在这场复兴中建筑的关键作用呢。

 

(四)毕堡——成功的城市旅游经济复兴模式

 

  毕堡的成功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城市复兴的策略与意识形态,即采用文化,尤其是公众文化建筑作为引导。这种模式的设想是:文化设施的建设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旅游、信息技术等。毕堡采用了这种模式,对改善城市公众领域和公共场所的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有许多人提出对于这种模式的效力的质疑和对其负面效应的批评。这类意见认为这些大型的项目通常是为国家或较大区域服务的,因此挪用了许多用于地方性建设的费用。还有就是项目使用后的运作收益往往不能支持更多的文化活动。“古根汉姆毕堡”的建设就因曾过多地占用了用于组织地区公共文化活动的开支(1992年毕堡文化建设开支的80%)而一度遭到市民的批评。

 

  毕堡是一种成功的城市复兴模式吗?

 

  这是一个需要城市主管机构、政策制定者,开发商及规划师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但对于建筑师,古根汉姆毕堡无疑带回了建筑对于公众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建筑表演的舞台,在这里建筑成为了第一艺术(公众艺术),甚至成为了艺术的先锋。文化建筑与城市复兴从上面的案例中可以发现,建筑在一种变革的社会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而特殊的角色,它们的风格形式是凌驾于它们的内容的,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角色哪?以下将对“毕堡效应”这一建筑现象做进一步的分析。

 

  (1)变革的社会环境

 

  当代建筑是植根于超越建筑职业本身的更为广阔的包容各个领域、机构和人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这已是毋庸质疑的事实。同时这种社会环境是多变的。如从工业城市向后工业城市的转换,全球经济与技术的变革等。这些社会环境的变革都将会对建筑,尤其是更为敏感的文化建筑产生深刻的影响。于是社会环境变革所带有的不确定性、矛盾性及复杂性就会很自然地渗入到建筑形成的过程中,并在最终的建筑效果中有所表现。于是古根汉姆毕堡具有的夸张性、无序性就恰恰是表达出这个时代在步入新千年时的一种不稳定的心态。对于古根汉姆毕堡来说,它既是新的政治趋势的产物也是艺术商品化过程的产物。

 

  著名建筑理论家克里斯蒂·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认为:建筑是一种文化客体,通过文化的象征性,建筑与社会环境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当社会环境出现变革时,建筑必然会转换其角色,像其它的文化形式一样。古根汉姆毕堡就是这一见证。简而言之,变革的社会环境导致建筑扮演的角色的变化。而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角色地位的转变。当今建筑担当起了“文化主角”。

 

  (2)城市“形象”

 

  对于古根汉姆的建筑形象,评论家和游客有着不同的描述:有的称它是一艘“幻想船”,有的形容它是在水中翻腾的鱼,还有的称它是“史前野兽”。这种种的表述,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古根汉姆毕堡的形象已深深被人们所记住,对未来的游客是一种先入为主。渐渐的人们开始将毕堡的城市形象与这个建筑的形象联系到一起,甚至已代替了过去作为一个后工业城市衰败的形象。于是一个标志性或者是象征性的建筑超越了一个城市,而成为新的城市形象的代表。最终建筑的影像的使用成为了一种新的城市复兴的意识形态模式:对于公众的影响力的获得,必须通过对大型的标志性建筑的投入,而这些建筑最好由“明星”级的建筑师来设计。新的城市形象被认为是吸引投资的至关重要的要素,成为了城市复兴的重心。于是废弃的码头与水边就成为了这一努力得以物化的舞台,而建筑的形象则成为了推销城市的广告,用以吸引流动的资本:承诺城市将为商业提供全新的、具有吸引力的发展环境。这种意识形态同时也可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形式:城市影像的制造,如果成功的话,将会提高社会凝聚力、市民荣誉感,甚至成为一种精神上的避难所,使浮动不定的社会资本得以物质化。此外,伴随着对城市形象的关注,那些具有个人独到风格或可以说是具有个人“标签”的建筑师越来越受到欢迎。扭曲的形体和闪亮的金属外皮是盖里的标签;色彩是威尔弗德的标签;斜线与冲突的空间是拉伯斯金德的标签。

 

  (3)一个“不可见”的角色

 

  伴随着城市更新的进程,当代文化建筑在变革的社会环境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对于这一角色的判断已不能局限在建筑本身的框架内。一些研究城市复兴的学者已建筑创作给这些引导城市复兴的文化建筑所扮演的角色以不同的绰号,如“旗舰”或者“催化剂”。但这只是从效果上给予了评定。如果从更深一层次或建筑的本质去界定,这种特殊的角色在实质上有何特性呢?这里先引用一段克里斯蒂·诺伯格·舒尔茨对建筑所作的一个类比:“建筑就如透镜,聚集能量而作用于环境中。透镜的品质,由它所收集的能量作为先决条件,并决定其产生的效果。”在这一类比的启发下,我们可以认定这一实质性角色或在这里称作“不可见”的角色具有和透镜一样的中介性质。它转介和聚集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于最终的物质实体,表现为一种建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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