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大陆红色文化产业链

　　在尝到红色旅游的甜头之后，各地政府纷纷意识到，不管是什么生意，似乎只要能与“红色”搭上关系就足以获得先天的优势和后天的保障。而由于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内地又催生了庞大的红色市场需求，于是“红色是个好生意”的理念渗透到更多产业形式之中。
 
　　野心大的地方打起了红色影视基地的算盘。占地1129亩，总投资达2.6亿元的沂蒙影视城落成后，已经先后拍摄了电视连续剧《沂蒙》《反抗之真心英雄》《地道英雄》《娘》《平原枪声》，电影《沂蒙六姐妹》《斗牛》《诱杀》等十余部影视片。
 
　　其他红色景区投建影视基地的消息也接二连三地传来。2010年，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成功引进总投资20亿元红色影视文化城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红色文化旅游城”和国家级“红色影视实验区”。2011年4月，总投资额约15亿元的湖南韶山红色文化影视拍摄基地完成初步规划。2011年5月，“新四军红色影视基地”在安徽马鞍山市濮塘风景区正式揭牌成立。

　　瑞金在成立红色影视基地之余，还利用当地传统开发一批红色文化衍生产品，如今，瑞金企业开发的红色品牌产品有60多个，签订“红色竹编”等文化产业项目35个，开发“共和国摇篮雕塑园”等文化产业项目130多个，还创作编辑出版苏区时期的书籍、光盘、画册等等。2010年，瑞金宣称其红色文化产业实现产值31.6亿元，实现税收2.3亿元，并带动10万余人就业创业。
 
　　然而，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如此财力，也未必能争取到巨额资金，资源相对匮乏的地方只能绞尽脑汁地开发成本较低的红色项目。2010年8月26日，第一届“红色体育运动会”在革命老区山东省莒南县举行，参赛队伍来自内地各大红色旅游城市。

 
　　图：2012年8月20日，山西武乡

　　许多红色景区都经营枪战游戏，游客可以扮演八路军，也可以扮演“日本鬼子”，甚至还可以扮演被“鬼子”调戏的“花姑娘”。图为武乡游击战体验园内一名穿黑丝袜的“日本鬼子”。
 
　　运动会设置了“手榴弹比武”、“独轮车支前”、“独腿长征路”、“红军的扁担”、“红嫂救伤员”等12项红色文化主题的比赛项目。官方对首届红运会不吝溢美之词，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副主任公冶民称，“红色体育以原创理念首次将中国历次革命战争中的红色文化元素，融入到体育竞赛的组织形式之中，不仅为群众打造出喜闻乐见的运动参与平台，同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清晰诠释出红色政权在革命战争年代发展壮大，并且在和平时期代代传承的核心原因和理念”
 

　　就在红色生意以中共革命纪念地为载体扩展到各个实体角落的同时，以红色影视、红色出版为代表的红色精神文化产品也开始血脉贲张。尽管“主旋律题材”的影视剧一直是市场化的难点，但是，借助2009年中共建政60周年和2011年中共成立90周年等重要契机，这块“硬骨头”现在正成为“香饽饽”。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63亿元，其中《建国大业》《风声》《天安门》等献礼影片的票房一共超过10亿元。《建国大业》在各种各样的争议中，借助众多党政事业单位组织包场观看的支持，获得了高达4.3亿元的票房成绩。虽然仍不敌此前的《唐山大地震》、《让子弹飞》等商业电影，但相对于仅为3000多万元的投资而言，4.3亿元已经足够可观。因为“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客串的百余位明星都没有拿片筹。
 
　　出版行业也借着政治纪念日的东风一路飘红。2011年１月11日，由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发行，仅仅4个月的时间内，发行量就超过100万套，创下中共党史书籍发行量历史新高。

　　该书发行当天，中组部、中宣部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下发《关于认真组织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通知》；２月25日，中组部、中宣部等六部门再次联合下发《关于在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中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在政府推介和特殊纪念日的双重保障下，党史二卷的销售行情自然不必发愁。销售人员也坦承，“在这类图书销售中，企事业机关的团体购买占了大多数。”行政力量在此书发行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
 
　　出版红色图书的大多是赫赫有名的中央级大社，主要集中在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红旗出版社、西苑出版社等。虽然大部分出版社已经完成转企改制，但其在市场中的特殊性在于，“这些有着国资背景的出版社拥有特定的资源，能够有效利用手中的财力和人力，操纵红色图书这样的大部头、大手笔，而从经济的角度说，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它们可以承受市场的销售结果。”有评论认为。 

　　不过，机会也并非完全掌握在这些中央级大社手中，一些有头脑的生意人已经注意到红色市场的需求，欲在其中分得一块蛋糕。如浙江籍出版商黄永军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共官方的外宣诉求中发现了蕴藏已久的红色商机，紧盯宣扬中共执政理念的书籍，签下它们的中文版权，经过翻译和包装，将它们的英文版卖到海外。挣外宣钱，发红色财。
 
　　万亿收入的背后

　　尽管内地红色产业的规模不易估算，但仍可从统计最为完备的红色旅游一项管中窥豹。在已经创收逾万亿元的对比下，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简称“全国红办”)公布的“6年来国家共安排红色旅游专项建设资金约80亿元”的成本似乎物超所值。但这仅仅是中央财政投入的“红色旅游专项建设资金”，并不包括地方的配套资金以及其他项目的建设经费。而后者的总体规模尚无确切统计，也难以估量，不过一些个案或可管中窥豹。

　　《四川省红色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纲要》中称，四川省投入约40亿元资金对省内的红色旅游资源进行全方位包装；而湖南省旅游局局长杨光荣在省红色旅游联席会议上透露，2004-2010年，长沙市包括橘子洲景区一期核心工程、杨开慧纪念馆主体工程等红色旅游项目总投资达70亿元；而河北省平山县则在2010年乘各级领导到西柏坡调研，顺势提出投资130亿元修建“大西柏坡”立体交通网的构想。

　　而且，逾万亿元红色旅游收入表面上是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出现，它的“消费者”是大众，实际上的埋单者却主要是各级财政。红色旅游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般的旅游产品，它承载着政治宣传和思想教化功能，也因此可以获得官方媒体的推广和各级财政的拨款。对于许多革命纪念地来说，这两项资源甚至比旅游收入更为重要。
 
　　以拥有众多红色资源的重庆为例，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从20年前账面资金不足5万元，发展到今天收入数千万”，经常被作为内地红色文化产业中市场化运作的典型代表出现在官方报告和媒体视野中。然而，红岩联线2011年的工作总结显示：当年红岩联线本部总收入近1.06亿元，其中财政拨款竟高达9783万元；另有上级补助收入80.5万元；自主收入720万元，仅占总收入的7.2%。红岩联线旗下目前有六个公司实施市场化运作，2011年六个公司的经营总收入为1977万元，税后净利润为498万元，与近亿元的财政拨款相比仍然大不相称。
 
　　在一位熟悉重庆的人士看来，红岩联线并不指望这些公司能赚到大钱，它们存在的意义在于通过不断承接项目扩大红岩联线的影响，以利于争取更多的财政拨款。更有不客气的批评认为这些以贩卖红色资源为业的公司“其实就是地方政府的寄生虫，他们的客户也主要来自于政府，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和需求，把他们放到真正市场化的环境中，他们根本无法存活。”
 
　　另一个例子是江西瑞金。尽管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瑞金接待旅游人次的市场占有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由2004年的3.61%降至2008年的3.39%，市场增长率自2006年也开始逐渐下滑，但瑞金仍能凭借其在中共革命史中的独特地位获得大量的支持。
 
　　目前，中央国家机关已有40多个部委办局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部委旧址建立了本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12年1月，又有好消息传到瑞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的通知》，数十个部门各自领到了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的任务。

　　2011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各地“结合建党、建军、建国等重大纪念活动及其他重要节假日，组织系列宣传推广活动”，“以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2013年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2014年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等重大纪念活动为契机，精心筹划一批主题鲜明、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红色旅游产品。”如无意外，到2015年，内地红色旅游年出行人数将突破8亿人次，年综合收入将突破2000亿元。

　　这些重要的政治纪念日不仅对于红色旅游意义重大，也为大陆还在不断扩张的红色市场持续不断地注入强心剂。